如江苏快三全天稳定计划何降低宏观杠杆率

宏观 2019-07-12 19:47:07 114

  面对宏观杠杆率高企的困境,欲提升负债效率,从世界经验来看没有一致的药方,但调整资源配置使其结构更为合理肯定是必经之

  如何提升负债效率,确实是一个世界性难题。面对宏观杠杆率高企的困境,欲提升负债效率,从世界经验来看没有一致的药方,但调整资源配置使其结构更为合理肯定是必经之。图/视觉中国

  以前的分析中论述了宏观杠杆率等价于负债效率的问题,但如何提升负债效率,确实是一个世界性难题。如日本这个手握多种世界先进技术的国家,当负债效率下降后,其经济活力也明显下降,进入了“失去的20年”。面对宏观杠杆率高企的困境,欲提升负债效率,从世界经验来看没有一致的药方,但调整资源配置使其结构更为合理肯定是必经之。

  在2009年金融危机以前,中国宏观杠杆率保持平稳,负债效率较高的核心原因在于全球化令出口产业链,尤其是出口制造业盈利较高,非制造业在内的很多企业也都是依靠和出口产业“沾边”,赚取一些蝇头小利。但金融危机后,国际贸易持续萎缩,但内需发展较慢,需求缺口得不到填补,故产生利润率下滑、投资减少、经济增速下行等问题。

  经济学一般认为,大多数人为风险厌恶者,在经济下行时,多数人会选择低风险、低收益项目的投资,这在中国表现为建筑类投资乃至产能过剩的问题。

  更多资金进入这类效率较低的行业,在经济下行阶段,表现为现金流出现紧张,造成金融体系,尤其是银行体系出现坏账。受制于资本被低效领域占用,长期来看经济整体的潜在产出也受到拖累。

  为解决这一难题,市场形成两派观点:①逐步降低利率甚至达到零利率,或者置换的办法,通过时间换空间达到化解债务的目的;②对债务出清,资金到效率高的领域。当前市场对前者更为赞同,。

  中国与日本类似,间接融资是融资的主要手段,在效率低下引发不良资产增加的背景下,银行首先受到影响。日本在上世纪90年代面对银行业危机,大藏省连续注资并采取零利率和量化宽松政策,这套组合拳给予市场足够信心,令濒临破产的银行业。但需要注意的是,零利率实际上将企业和居民的存款转移到了银行业,按照费雪方程式得到货币中性假设,只影响一般价格水平,不影响实际产出水平,零利率政策并不会解决实体经济的产出效率低下、债务过剩的问题。相反,本应由股东承担的损失由更多的企业和居民存款者慢慢承担,即本应退出市场的企业,从而引发经济长期效率偏低。

  此外,银行有动力隐瞒其不良资产的具体数量,吉林快三精准计划从美国在金融危机期间接管AIG等金融机构的经验来看,对不良资产情况进行摸底后迅速处置可能是更好的一个选择,而不是由金融机构自行处理,直接注资很可能会导致侥幸心理的产生,最后导致事态越演越烈。这一情况在1998年日本处理长期信用银行时也出现过。

  但直接处置、减记不良资产带来的痛苦肯定是不容忽视的,可能会导致更多金融机构面临风险,金融机构在欧债危机期间减记希腊债务时有过体会。同时,减记的资金能否有效进入生产效率高的部门也存在疑问。在经济下行期间通常意味着好的投资机会有限,这涉及到行业垄断、公司治理机制、土地要素供给受限等等原因,导致资金可能重新进入低风险、低收益这类效率偏低的领域,这意味着不良资产的重新积聚。

  因此,解决不良资产或将资本从低效率领域,仅仅解决了短期问题,但不解决这一问题,会使经济长期陷入泥淖,点对点接管包商银行可以说揭开了当前不良资产的面纱,可能是被低效率行业占据的资本的第一步。

  劳动力作为经济增长的核心要素之一,由于不消耗资本,其提升能直接改善负债效率,达到降低宏观杠杆率的目的。尽管当前人口红利逐步消退,但就劳动力流动增加效率和劳动参与率的角度来看仍有明确空间。

  劳动力作为一种资源,在要素充分流动时其边际产出应相对接近,分析美国各州人均P水平可以得到验证。

  注2:各该拟合曲线包含纽约州、德克萨斯州和加利福尼亚州,由于这三个州人口和名义P较其余州偏离较大,影响散点图的可视性,故调整坐标轴未显示这三州

  美国各州名义P与其人口表现出很强的线性关系,说明各州人均P大体相当,劳动力作为要素流动基本处于均衡状态。拿这一理论套用在中国场景,简单观察中国的数据偏离度更高(R2偏低),表明经济发展快的地区并未吸纳到相匹配的人口,劳动力仍有巨大的流动空间。例如,保姆的月工资高于菲佣的月工资的案例,尤其考虑到当地房价和工资水平,显示当前劳动力作为要素流动还未充分。

  从美国经验来看,人口越密集地区的工作尽管效率更高,但其复杂程度也需要更多领域的配合。劳动力要素向这一地区聚集,有助于提升经济的整体效率以达到降低宏观杠杆率的目的。

  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加剧,仅靠效率上的对冲不足以弥补劳动力绝对数量上的下降,这就涉及到增加劳动参与率的问题。

  当前无论产品还是服务,更新周期很短,许多适龄人口因技能、经济结构等原因被动退出劳动力市场,形成经济学意义上的结构性失业,成为“沮丧的工人”,对劳动参与率形成负贡献。我国类似日本人口红利逐步消退,通过提升劳动参与率以增加经济效率显得尤为重要,这涉及到更为普遍的就业培训体系。今年4月份的国常会确定推行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显然也是意识到了这一点,以适应产业升级的需要。

  无论资本还是劳动力的流动解决的都是短期问题,当前中国企业投融资行为两极分化,其现金流负债成为常态,不多的参与投资的资金中大多数进入了低风险、低收益领域,这无疑说明投融资主体谨慎、投资机会不足的情况。

  相较于地产投资具有土地抵押,基建投资有信用,以制造业为主的其他行业风险相对更大。在金融危机前,广阔的海外市场令出口产业链盈利颇丰,企业家有很强扩大再生产的动力。同理,在2016年后,受到产能周期和库存周期的共振,企业盈利回升同样带来制造业投资的回升。

  任何经济体壮大后都会面临经济体减速的问题,要令经济继续保持健康就需要找到新的增长点。比较日本和美国,同样在出口竞争优势下降后,两国经济走势出现分化,有很多解释,但美国更具备企业家、在上世纪90年代借助信息再次高速增长可能是最重要的原因。

  从这一经验上来看,无论是国企还是民企,重要的是企业是否具有比较优势,收益模式能否持续,即通过企业家打破当前风险厌恶的。过往我们出台过很多创业支持政策,但更重要培养社会的风险投资体系,吸引更多资本进入未知领域。美国相较于日本最大的优势就是有源源不断的风投资金愿意涉足这类前景不明的领域,当前谈到的金融供给侧更多涉及到的是纯粹的套利行为,相反未来通过金融创新增加愿意涉及风险领域的资金,完善金融体系,通过垃圾债(杠杆收购)、股票等形式分散风险,而不仅仅是理财资金的游戏,而这也需要市场以及收入分配更加均衡相配合。最终只有找到高效的增长点,才能完成降低宏观杠杆的最终任务。过往经验来看,我国长于规模化生产,当前贸易摩擦加剧以及后工业化国际加速追赶的背景下,出口产业链优势减小;但相较于生产,我国对后工业化国家生产性服务行业具有较大的比较优势,物流运输等行业可以作为新的增长点。

  全球化红利逐步消退后,低垂的果实即将摘尽,期待全社会福利均上升的帕累托改善的空间必然越来越小,这也使得以“不变应万变”的模式来增加经济质量的任务越来越难。面对宏观杠杆率高企、负债效率下滑的问题,世界范围内均没有明确的药方,但对金融和劳动力市场进行以促进要素流通,一定能起到正向作用。无论处理不良资产以资本还是劳动力流动等方式,不可避免造成经济与制度上的摩擦,但做到这一点,在降低宏观杠杆率的上仅迈出了一小步。

版权声明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站立场。
本文系作者授权发表,未经许可,不得转载。